“建安七子”与稍后一点的“竹林七贤”的不同，至少从《水经注》的“相与友善，游于竹林，号为七贤”；从《世说新语》的“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，肆意酣畅，故世谓竹林七贤”来看，我们可以想象阮籍（陈留）、嵇康（谯郡）、山涛（怀庆）、王戎（临沂）、刘伶（沛县）、阮咸（陈留）、向秀（怀庆）这七位酒友，断不了竹林小聚，来一次PICNIC，少不了当垆豪饮，开一回PARTY，是一个在精神上相容相通，在思想上同声共气的组合体。而所谓的“建安七子”，与所谓的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的作家群体，不过是文学史的一种说法而已。陈琳和那几位名流，既没同一张桌子上吃饭、打麻将，也没同一条板凳上开会、听报告；甚至不来往，不见面，或许还不相识，也有可能。因为，陈琳是南人，其他几位均为北人，存有南北之界隔，就不如都为北人的“竹林七贤”那样融洽相得了。
中国人好拉郎配，从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将韩非与老子同传，生拉硬拽，为始作俑者，贻笑后人。但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懒汉做法，人多效之，诸如“建安七子”，诸如“三曹”，甚至如今热衷说道的什么“陕军东征”、“湘军北上”等等，都是治史者和评论家的权宜捏合。实际上，这些文人并不愿意与参差不齐的同行，同坐一条板凳上，排排坐吃果果。我们从陈琳给他同乡张纮的信，看出他的内心世界，压根儿没把那几位北方文人放在眼里。此信见于《三国志·吴志·张纮传》的裴松之注引《吴书》：“（张）统见柟榴枕，爱其文，为作赋。陈琳在北见之，以示人曰：‘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。’后纮见陈琳作《武库赋》、《应机论》，与琳书深叹美之。琳答曰：‘自仆在河北，与天下隔，此间率少于文章，易为雄伯，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，非其实也。今景兴在此，足下与子布在彼，所谓小巫见大巫，神气尽矣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