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些学者如冯友兰、张岱年、孙述圻等人却认为确有此事。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初达宋境南越”中的“宋境南越”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，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，该句意为“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”，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；深慧皎的《高僧传》收录了至公元519年止的名僧，其中却没有达摩之名；永宁寺于公元526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，马上被修复，兴盛期延续至公元534年才真正结束，达摩于公元526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；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，它们比《传灯录》的可信度要大得多。
像任继愈、黄心川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，不能形成定论。看来，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，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笔墨勘对，还是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。
“和尚皇帝”梁武帝为何饿死于宫中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，诗中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。南北朝时，佛教大盛，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位吃斋信佛、极力倡导发展佛教的皇帝，他曾4次舍身到同泰寺（今南京鸡鸣寺）当和尚。所谓舍身，一是舍资财，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，舍给寺庙。还有一种是舍自身，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。梁武帝于公元527年、529年、547年3次舍身，舍身第一次是4天，最后一次长达37天。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将其赎回，寺庙因他又获得了可观的收入。他在位时，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，光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，僧尼10万余人。公元504年，他亲自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，撰写了《舍道事佛文》。